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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时代的深切怀念——缅怀曾竹韶先生

　　我国雕塑家、美术教育家、新中国雕塑事业奠基者之一，曾竹韶先生于2012年3月12日上午8时20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，享年104岁。

　　曾竹韶先生的离去，我们非常怀念。曾竹韶先生是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开拓者之一，是那一代人中最后走的一位大家。那一代人，经历了中国现代雕塑从无到有，艰苦创业的时代。

　　曾先生早年留学欧洲，学成归来后，一直从事着雕塑创作和美术教育事业。他们结合中国的传统，融汇了在西方学习的经验，并根据自己国家的特色，建立了现代雕塑的教学体系和创作风格。今天我们再一次回顾那一代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，能感觉到先辈们留下的足迹是不可磨灭的，是永远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！

　　曾竹韶先生这一代人有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他们的精神、事业乃至生命，都是和民族历史的进程、社会的变革、整个雕塑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的。他们历经磨难，却依然热爱生活、执着于艺术、崇尚社会进步，自觉地把自己融入到时代之中。他们是理想和精神至上的一代。这一点在今天尤为可贵。他们对名利如此淡泊、平和，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。曾先生是那一代大家中较**的，他的故事一定会像他的生命一样，在我们下一代中有更多的记忆，流传得更为长久。

　　曾竹韶先生为我们时代留下了一批精品力作，那一代人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，创作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。雕塑是一门与社会发展、时代密切相关的艺术，在物质贫乏的以往岁月，雕塑家能把自己的作品翻制成铜雕是一件很奢侈的事，也是很**的。整个社会对雕塑的理解也是很欠缺的，多数人不知雕塑为何物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那一代人包括曾先生的作品，都不是很多，但曾先生存世的作品较富震撼力、感染力。他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就是人民浮雕《虎门销烟》。这件作品由于是人民8块浮雕之一，是整体的一个部分，因此，在创作上要求有相对统一的风格，每位创作者的个人风格显得不那么显著，而那个时代对个人风格也并不强调。即便是那样，我们仍能看出曾竹韶先生的创作依然有自己的追求。他纯熟、精到地把西方雕塑的经典语言转化为*民族内容的叙述，避免了西方雕塑语言的张扬，而是运用中国艺术的线条，表现了内敛厚重的东方艺术气息，铸铜佛像雕塑，无论是人物结构、画面的安排和具体衣饰都处理得非常协调，整体上不失为现代纪念碑雕塑的经典性。

　　曾先生的贡献不仅在于对西方经典包括审美、方法、技艺等系统地在中国的传播和深化，更在于他对祖国传统雕塑艺术的重视和传承。曾先生对祖国文化艺术挚爱的深情，充满着自信，他在给留法老同学、雕塑史论家王子云先生的巨著《中国雕塑艺术史》序言中自豪地写道“我国雕塑艺术之丰富，石佛像雕塑，为世界**”。曾先生先后写过《中国古代雕刻发展史》、《关于研究和学习古代雕塑遗产的初步意见》、《爱护中土雕刻遗产的**》、《让我国雕刻遗产发挥应有的作用》等文章，佛像雕塑设计，他考察中国古代雕塑足迹遍及巩县、宋陵、龙门、敦煌、麦积山、灵岩寺等地。他专门撰写了《培养“古代雕塑科专业”研究生攻读硕士学年计划》，为招收专门的古代雕塑科专业研究生，培养继承祖国雕塑艺术专门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，他甚至还上书当时主管美院的部**，引起了部**对这一问题的关注。

　　曾竹韶先生不仅关心化艺术的继承发扬，也关心当代雕塑的发展。他对于城市雕塑的正确发展导向和质量较为重视。先后撰写了《城市雕塑与建筑要相得益彰》、《城市雕塑的意义》、《对城市雕塑建设的几点意见》、《努力开创城市雕塑新局面——在全国城市雕塑会议上的讲话》等文章。

　　尤其令人感动的是，近30年以来，曾竹韶先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大声疾呼国家早日筹建“中国雕塑馆”。他作为政协撰写了提案并在政协会议上发言《关于“七五”计划北京市城市雕刻艺术发展的几点建议》和《建议在增强首都政治、文化、中心的功能方面安排三个大型的设施》，他先后撰写了《关于筹建“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博物馆”的设想》、《关于成立“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博物馆筹备处”》等文献，并给和有关方面上书《关于建立“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博物馆”的报告》、《关于在首都建立“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博物馆”的建议》、《关于在首都建立国家歌剧院、国家艺术博物馆、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博物馆的建议》、《建立“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博物馆”致**同志的信》等。

　　曾先生尽管是我们的前辈，然而他的**使得他把那一代风华卓绝的大家风采深入我们晚生后辈的眼帘，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心灵，我们今天追思、纪念他有着非常*特的意义。中国雕塑学会和*美院联合主办的“曾竹韶奖学金”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。曾竹韶先生作为一个雕塑家、教育家，他在生活和艺术方面留给了我们非常深厚的精神财富。我非常赞成隋*先生说的，如今像曾竹韶先生那样值得尊敬的人已经很难找得到了。无论从艺术、做人，还是精神境界，还是对事物的判断，这些的品质如此、深刻地集中在他的身上，佛像雕塑，这种**的人格魅力对今天的时代和人们有着强大的**作用。作为一个雕塑家，他的艺术是和他的人格相联系的，他的做人和他的作品都达到了神形皆备的高度。他的艺术生命之长、他的自然生命之长，他在生命最后日子里的音容笑貌，无论是艺术还是养生，不管从哪个方面，都对后辈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激励，可以说他为我们晚生提供了很多新的发展和成长可能，为时代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怀念。

战国银虎

　　华夏至迟在距今3000年前的商代，即可制作出具有一定工艺的黄金饰品。但是在春秋战国以前，金银器的制造由王室贵族所垄断，一直附属于青铜工艺，尚未独立成行业。至战国时期，源于青铜工艺的金银器制造有了很大发展，开始出现了金银器皿。而1957年陕西神木纳林高兔村战国晚期的匈奴墓中，其出土的大量圆雕银虎、鹿和金虎等动物饰品，就是较有力的证明。

战国银卧鹿

　　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南缘的神木县，地处毛乌素沙漠向陕北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东段。它北连内蒙，南滨黄河，西邻榆林，东接府谷，隔黄河与山西保德县相望。战国末期，鄂尔多斯高原是以畜牧逐水草而居住的匈奴人生活驰骋的地方。而匈奴的金细工艺中，以圆雕动物饰品造型较为*特、工艺较为复杂、制作较为精湛，有代表性。且神木纳林高兔匈奴墓出土的这些金银器，其数量之多、种类之丰，十分**。如神木县文化馆收藏的三件战国圆雕动物饰品。

　　从古至今，虎被誉为“百兽”，是勇猛与力量的象征。中国人崇敬的威风八面，很早就形成了对虎图腾的崇拜。将“虎”作为金银器饰品加以佩戴，是人们对虎的崇拜更是对力量及威猛的敬重。这是一件战国银虎（图1），高7、长11厘米，其方鼻圆头，环眼，两耳外撇，张齿，臀部耸起，伫立前视。头短粗，躯体浑圆而中空，四肢粗壮，爪趾发达，长尾垂地上卷。双肩及前肢有隐起斜条纹，尾、鼻有凸弦纹。此器造型神态生动，形体结构表现清楚，具有很强的质感效果，堪称佳作。

　　这是一件通高8.5、长10厘米的战国银卧鹿（图2）。此圆雕动物饰品有三雌、两雄共五件，这是雄鹿之一。雄鹿昂首前视，两耳竖立，四肢屈曲，作卧伏状。头部双角弯曲向后倾斜，分为五叉，是另铸后插于头部的。其长蹄尖出，状如柳叶。此器姿态雄健，形象鲜明，为匈奴族雕刻工艺的杰作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神木纳林高兔匈奴墓出土的战国圆雕动物饰品，还以成套、成对出现而颇具特色。这是一组战国银双虎（图3），长12，高5.6厘米。两虎形制基本相似，四肢前后交叉，侧卧，低头张口作吮吸状。一虎头向右转，一虎头向左转，体宽而圆，暴眼圆睛，小耳竖立。四肢肥壮，后肢尤甚，爪趾锐利，尾巴曳地。通体饰斜条纹。此银双虎神态自然，给人以现实写生之感，是战国末期匈奴金银器的代表作。特别值得一提的，是饰品之背面。其头部、后肢和尾部共镂雕四个小圆孔，以供钉缀，这就清楚地表达了此器的功用。且主要采用了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铸造工艺，造型生动传神，虎虎有生气。

　　以上三件圆雕动物银饰，以小见大地代表了战国时期金银器文化的兴盛。而神木纳林高兔匈奴墓发掘的此类饰品，亦为华夏金银器文化向南传播、发展的这段历史之见证！